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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文学阅读印象与私人推荐①

时间:2019-02-11 02:24 点击:
中华文学选刊【编者按】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,国内文坛收获了哪些令人难忘的精品,涌现出哪些值得期待的新人,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领域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?针

【编者按】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,国内文坛收获了哪些令人难忘的精品,涌现出哪些值得期待的新人,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领域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?针对以上话题,《中华文学选刊》在2019年第1期邀约十一位长期身处文学现场,视野开阔、眼光独到的作家、编辑、评论家与媒体人,分享各自对2018年原创文学的个人观察和阅读印象,推荐心目中值得关注的佳作。

年度文学阅读印象与私人推荐①

葛亮

果敢与砥砺——2018阅读推荐

葛亮/文

《候鸟的勇敢》:有关信仰的寓言。作家迟子建再次将笔触深入东北大地的广袤。这部小说中可见意味深长的对位,来自候鸟与候鸟人各自指代的生态格局。后者作为瓦城新富阶层,以欣欣向荣的暗示,藏匿了这座城市的污浊。一场禽流感则揭开了虚浮画皮,令善恶生存本相,各归其位。候鸟被尊为“神鸟”在民间相传。众声喧哗,带着一点昂扬与不甘,终成如潮舆论,载浮载沉。希区柯克的《鸟》,曾倾覆了这世上强大与弱小的规则。这部小说,则以果敢的方式,将规则祭上神坛。金瓮河两岸的娘娘庙与管护站,如阴阳相生,构成壁垒暧昧的隐喻。作者笔端的锋芒背后,一如既往有着温存,哪怕底色些许哀凉。

《琥珀》:香港作家闻人悦阅经年所成长篇历史小说。借谍战之题,勾勒百年流徙。将虚构的小说人物嵌入历史真实,独沽一味。由苏联涉入蒙古为切入点,历经二战至环球金融与能源危机。国际政治则以美、中、苏三方军政博弈为眼,书写主人公作为特情人员的一生。随故事人物潜入时代缝隙,重建变故现场,进而寓情于冷笔,拷问人性。这部小说流转于国际遽变,文字则深具东方情致。中国古今符码信手可得,茶道、音乐、古董、建筑、艺术等错落于叙事,可见作者深厚人文积淀与智识。大处可观,毫微处则屡见精致用心。

《说戏》:昆曲大师柯军的随笔。借十一出经典剧目,渔樵唱和,蔚然大观。文风可谓由谐入雅,从表入里。其中可见“传承”二字的分量。当事者以一己经历入文,甘苦自知。昆曲大雅之姿,薪火再三,自有其在时代中的砥砺。作者对《夜奔》体之甚深。问及最心仪唱词,曰“哪搭儿相求救”。日暮西山,是林冲作为末路英雄的悲怆苍凉,亦是昆曲之困境。无实曰虚,反真曰妄,今唯“八百壮士”肝胆相守。如追本溯源,无一式不见来处。传承之外,亦见嬗变。“大道至简”。《桃花扇》三十年前的楼阁丘坡,到如今黑幕前的一桌二椅。“舞台上物质越少,非物质就越多”。唱念作打,手眼身步,方是昆曲本体。作者写传统与现代的砥砺和融合,由日常光景写时代跌宕,举重若轻。一桌,二椅,三两步,四五人,即是万水千山,千军万马。

葛亮,1978年生,祖籍南京,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,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朱雀》《北鸢》,小说集《七声》《谜鸦》《相忘江湖的鱼》《浣熊》《戏年》《问米》,文化随笔集《绘色》等。作品曾获香港艺术发展奖、香港书奖、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。《朱雀》《北鸢》先后入选“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说”。

年度文学阅读印象与私人推荐①

何平

在无以名状的世界生活并写作

何平/文

说说青年写作吧。这是一个过于爱悦自己、过于自怨自艾的青年写作时代。但这不是我们时代对作家的要求。阅读了大量的青年写作,我也努力去说服自己,他们的哀伤是诚实的。可是止于哀伤,或者,不去追问哀伤从何而来,不去追问人的损害和建设,这样的文学好逼仄气,好“作”,好龌龊和局促。

一个全民写作的“朋友圈文学时代”,恰恰也是文学重新成为文学,重新做一个写作者的时代。在这个“再文学”的时代,一些貌似过时的话题也需要重新检讨。比如,我们的文学中有这么多失败者、多余人和灰色的小人物,多少小说提供了有巨大概括能力的“文学典型”?大多数只是撒娇式的失败的小情绪,其实对人道主义意义上的“人”并无多大兴趣。从这种意义上,我理解《西湖》杂志编辑李璐所说的作家三三对“诸恶并作”的透视与惩罚。三三还是一个“在路上”的小说家,她的《恶有恶报》发表于《西湖》第11期。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提到“表情独特的脸庞”,当代青年写作的可能性也在于保留每个人独特的表情,而不是以同质化去适应某种滞后的文学审美。尊重每一代人在时代中获得的感受和经验,才是真正的当务之急。

再比如小说中的人和他们生活时代之间的关系,是不是先偷懒地把我们的时代命名为“小时代”,就获得了肤浅平庸的权利?因此,在萎靡、猥琐、小的“文学时代”,我愿意推荐周嘉宁的《基本美》(《收获》第1期)。《基本美》不是凭空而来的,周嘉宁的个人写作史,她参与编辑的《鲤》,都是在她所生活时代的百科全书和青年精神史意义上展开的,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就是她的“大时代”。她的写作让我们明白所谓“大时代”和文学去书写的“大时代”不只是共和国的前三十年。每个人和他们所生于斯长于斯的时代之间都有着大与小的关系,如何书写和自己生命等长的时代?应该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必须面临的问题。

下面三个作品来自我在《花城》主持的栏目“花城关注”。毛晨雨的《蛇的志向》,意义不只在于“野外作业”和“田野调查”的文学态度。在广阔的八面来风的旷野中观察和写作,构成了对青年写作耽溺于房间和床上的反动。毛晨雨的文学谱系是列维-斯特劳斯、巴特、福柯、德里达、德勒兹,以及朗西埃、斯蒂格勒、南希、德斯科拉、拉图尔等人,如其所言,我们无法真实地拒绝文学之在场。影像即使占领了媒体的主导位置,更早也是经由文学的叙事来连接社会与身体的感知网络的,影像语言中有无法驱离的文学在场性。冰逸从没有自诩为诗人,她只是想写,于是写了长诗《废墟的十二种哲学》,这是一首献给时代的“长恨歌”。“废墟”不只是最后的凝定,“废墟”对应的是“盛景”,以及时间中的侵蚀、掏空和不复存在。因而,时间是绵延着“曾在”“此在”和“永在”的河流,它裹挟泥沙而下,成为我们“能见”和“想见”。慢先生在2018年贡献了90后最突出的小说,他的《魔王》可以从很多方面去阐释,比如个人和时代的关系,比如家族创伤记忆和成长,比如文学和救济疗愈,等等。慢先生的《魔王》是献给父亲和记忆中的西北。他认为西北是一个叙事上更为广阔的舞台,人和人的距离更近,矛盾和冲突也比较激烈。他几乎不在西部风俗志背景下写人,而是小说风格学和修辞学意义上的“去往西天取经”,汲取西部大开大阖的精神气质。更重要的,西部是空间的,也是时间的。慢先生感应到“改写”和“变”。在这里,王蒙《在伊犁》《这边风景》、张承志《黑骏马》、张贤亮《绿化树》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、阿来《尘埃落定》《空山》、次仁罗布《祭语风中》等小说开创的直面当代西部现实和创伤记忆的传统被接过来,在当下青年写作世代得以被记忆、书写和传递。“每一代人应该充分地讨论和理解不幸,而不是避而不谈,然后竭尽所能地阻止不幸传递下去。”某种程度上,这也是在回应周嘉宁《基本美》提出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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